《乌合之众》精选读后感范文

发布时间:2021-09-27
《乌合之众》精选读后感范文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创作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95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著作。读完这本书大家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呢?小编整理了几篇读后感,供大家参阅

  《乌合之众》读后感(一)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

  《乌合之众》读后感(二)

  勒庞这本充满偏见的《乌合之众》无疑是学以致用的典范,其中诸多偏见性的词句看得我这个旁观者颇不理智,再深思一层,这厮在文字中下套,把自诩为独立的精神个体的面皮撕下,使人露出乌合之众中一员的嘴脸,其手段不可谓不狠。正是这个原因,这本有着诸多猜想的群体心理学叩门之作,让我不得不审慎对待,仔细阅读。

  勒庞认为,若干清醒理智高iq的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其智力水平立刻会大大下降。由理智主导事物的发展趋势远远没有由情感趋势来得快捷迅速。而对于群体来说,往往只能够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夜之间成了神,而另一些人则立刻被千夫所指,遭万人唾弃而不得翻身。虽然勒庞只举了些简单的例子,但不得不说,能够佐证他观点的例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生活中大量存,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45年前出现的神奇历史事件,不,这对于那时还没出生的我们来说还是显得太遥远,勒庞对于历史即是想象虚构毫不容疑。还是紧跟时代步伐,让我们来聊聊因为微博一夜成名的红十字会——或者,与火车有关的某机构(听说这机构快成敏感词了,也不知真假)?这两个机构危机公关的能力显然低于各个体的平均水平。而在这两个事件中相关谣言各种ps照片得到广泛传播,非持续围观事件的群众们说不定就将那些需要考证的东西当做现实,拿一生去相信。

  groupthinking(1)的这套理论似乎能解释勒庞群体智力水平远低于个体平均水平的观点。试图挑战groupthinking的人往往死得很惨,如果他们没有极佳的辩才和与对手相当水平的专横。精神贵族似乎不缺辩才——起码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有别于群体,不过得遗憾的指出,这些精神贵族往往对于专横也持有相当程度的鄙夷。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开头碰壁之际便收手占了绝大部分。少数能坚定不移于不要脸的自我吹捧与蛊惑人心者,打破其他群体的groupthinking倒是有相当几率,但这也意味着,会被供上神坛,成为另一个群体的领袖(3)。不消说,当一个精神贵族得承担相当一部分的压力,从无人理解到违心言行,甚至还有牺牲部分智力水平的风险,从冷静客观到无法避免的grouppolarization(4)。

  勒庞同时认为,作为个体的人要受意识的约束,而在群体中,意识退回躯体深处,整个人由无意识统治(弗洛伊德至少在这点上对勒庞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而老弗对勒庞态度的漂移不定似乎也有分居不同群体的影子)。而无意识是简单粗暴,狭隘又自私的低等意识(5)。为何在群体中,人群更不受约束?勒庞的解释再次华丽丽地让我想到两个心理学中所说的名词——破窗效应(6)and责任分散效应(7)。破窗效应主要针对不良行为的示范性作用,而责任分散效应让更多的人在公众场合助人为乐这件事儿上选择了袖手旁观。此二者的共同点是心里承受的道德压力会因为“也有人和我一样”小很多,从而一次次冲破个人设定的底线。

  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乌合之众》所带给我的乐趣远非复习一遍脑子里的各种名词。最吸引人的,无疑是贯穿这本书的,看似大逆不道的核心内容——所谓民意,大抵可相当于另一种程度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比所谓专制,来得更隐蔽,影响也更加深远。

  《乌合之众》读后感(三)

  书海茫茫,总有那么几本书,成为你的心头好。第一次听到乌合之众这个词,是在崔勇老师的思想政治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说到这本书,现已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出版。在书中,勒庞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群体的特殊心理与思维方式,尤其对个人与群体的迥异心理进行了精辟分析。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其永远不会过时。为什么博学鸿儒在群体中却只会鹦鹉学舌?为什么谦谦君子在群体的支持下会变得粗野不堪、肆无忌惮?为什么打动群体的观念总是经不起严密的推理?作者百年前在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人。二战中日本普通民众如何变成丧尽天良的战争机器,“文化革命”中的单纯学生又为何会作出那许多丧心病狂的举动?个人到群体的变化总是叫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通过这本书,或许可知一二。

  从作者入手,勒庞。我们都知道,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一百多年前,这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其实从于丹的走红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缺乏精神寄托的时代。是的,你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寄托,但是对于更多已经不满足于最为基础的精神寄托的人来说,也许融古汇今是更好的选择。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文化革命——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民众。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判断,树立正确的价值倾向,为实现更好的更强大的祖国而努力!

  《乌合之众》读后感(四)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完成于1895年,作为一本心理学专业著作,其中的概念及其表达都相当通俗易懂,不难看出它最初就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大众心理研究”。这种方法既是残忍的,同时也是极为有效的。勒庞在书中提出的许多理论,就其用词的犀利而言,绝不亚于鲁迅的讽刺小说。勒庞说:“所谓的英雄或暴君,从未真实的存在过,他们只是人们为了满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人物”,“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的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这些话语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他的叙述中,集体的力量之粗蛮,方向转变之迅速,思维方式之简单,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勒庞的研究是否足够客观和全面,作为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要将其生搬硬套于此时此刻的中国也绝对是不可行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对于“群体心理”,“群体意见与信念”的叙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是有一定价值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

  “团结力量大”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长期被扭曲理解为“团结则战无不胜”和“团结则无所不能”,这是群体不承认障碍的一个表现。当全社会充斥着一种“只承认前进不承认停滞和后退”的氛围时,个人很容易被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裹挟,进而半信半疑的成为群体中推波助澜的“帮凶”。也正如勒庞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必然会被这种气氛感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情感的敌对方。”在特殊时期,这种“站在人民的敌对面”的行为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恶果,甚至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在当今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消融和群体情感的同化似乎不那么容易发生了,但在“天涯”和“猫扑”等网络论坛上,这种群体表达简单、夸张、粗暴、直白的倾向仍然随处可见。“暴民政治”是否随着技术的进步转入了更为隐蔽的表达空间?而在情感的表达上,“网友”们往往极其统容易受到暗示,逻辑往往也是极为简单的。由于基数的庞大,网民往往包办了“执法者”和“审判者”的角色,“人肉搜索”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非道德行为确实值得谴责,但是在少数人的煽动之下,在融入集体时(虚幻的)强大力量面前,网民们往往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并选择用极端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那些“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较为客观的言论,更有甚者会将这种语言暴力转化为身体上的暴力。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网络暴民”中也包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在群体中,他们部分或完全失去了对自我语言和行为的自制,以一种近似于原始人的状态做出判断和行动。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本书中的叙述不免有过分之处,对于群体的分析也仅仅止步于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情况。这与作者的个人情感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介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尚未散去,勒庞不仅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更是作为一个法国人,对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层出不穷的革命依然心有余悸。这种激进的表达虽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内容上,我们也不需要全盘接受书中的观点,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要“批判的”接受书中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当然要对人性的进步、法律的逐步健全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勒庞也我们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面对“团结”、“爱国”、“群众”、“人民”等“大而空”的表达时,如何保持独立的判断,如何提防“群体心理”的侵蚀,也是对我们素质的一次真正的考验。

  《乌合之众》读后感(五)

  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心理学专著,来表达对法国民族文明的失望与不满,就是这本《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他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视角,解剖人类内心中隐藏的心理毒瘤。于是这本连他自己都没太在意的书在1895年出版后,居然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地传播着,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何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到今天我读着它的时侯仍被其所震撼。它似乎更能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气势撞击我们的思想。

  初读此书时,感觉勒庞就像我们时代里的一个“愤青”。他保守而冷静,言辞犀利,对一切既有的判断不以为意,毫不留情的揭开人类的虚荣之心,揭露诸多关于集体的丑恶与缺陷,将种.种可悲的人性、群体性摆出来让人们自己审视。他的言论仿佛在颠覆着我们以往的世界观。

  从书中可知,勒庞处在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危险,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勒庞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有些地方也反映出如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即便是在现代也是有反思意义的,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的泛滥、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等等。

  “真理往往掌握在大多数手里”,这是我们从小就奉为真理的信条,因为面对众意,我们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正如勒庞所说:“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在群体势不可挡的压力下,个人往往会选择屈从或沉默,以免受到孤立和敌视,只有极少数怀有批判精神并勇于寻求真理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这同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极为相似。

  “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懂得群体的力量会势不可挡,众人的力量会摧毁一切障碍。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颠覆的总是群众。面对外敌入侵,中华民族总是能凝聚在一起,这不仅是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正如勒庞所说:“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感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不禁想起我们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等,怀着“保家卫国”“先国家后个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情,慷慨赴义。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在勒庞看来,当人们融入了一个群体后,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而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群体没有能力做任何长远的打算或思考,而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因为个人融入群体后会有一种依赖群体的情绪,就像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制,因为在集体光环的庇佑下,个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责任感降低。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个人失去了从集体中平均获利的途径,不得不依赖个人劳动力,而且要想获得比人更多的粮食,个人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种竞争的刺激下,中国粮食产量提高了,粮食新品种也增加了。从这个角度上看,群体的智力确实低于个人。

  不仅如此,群体中的个人也会因为群体数量上的势不可挡,做出平时不可能做的狂暴举动。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可能会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譬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的市民几天之内虐杀尽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一千五百多人,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荣。这些平时里的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同样,我们的文化革命事件,运用此理论就可以解释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的疯狂行径,他们失去作为个体时的理智,只知道接受极端的感情和观念,还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一经煽动鼓舞,便形成了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这时理性完全被压倒了。而现在的一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者们的行径也可以被解读为:“那是一群被蛊惑的个体,在一个群体领袖的错误诱导下做出了错误的、低智商的行为,融入群体后无法认清事实和真理,更无法自拔,已经丧失了自我意识,是很可悲。”

  就如今而言,公众情绪力量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勒庞说:“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公众情绪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可以说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广州大学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许志永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的支持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行政法规的典范。此后的“躲猫猫”、“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正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关注与公众情绪的反应强烈,对相关部门造成一定压力,使得相关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公众情绪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力量。

  但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各界掀起赈灾热潮。万科董事长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后,当即做出万科捐款220万的决定。而此举却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王石在博客中回应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平息而论,作为企业家,王石的做法是理性的。但是在公众情绪处于高度敏感时,当感性成为公众情感的主流时,企业家的这些理性逻辑,刺痛了公众敏感脆弱的心。他对自我财富的捍卫,在公众眼中就会显得那么可恶。勒庞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当公众情绪遭遇商业理性,王石触犯了众怒,可以说彻底栽了个跟头。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对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其实是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这样的声音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发现问题的功能。虽然书中有些言论过于偏激,但勒庞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伟大和衰败的原因和评价,无论是对我们当前的政治领袖、意见领袖还是社会公众都具有启示意义,让我们能够在盲从之中带点儿理性,迷信的时候产生些怀疑。